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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想结婚,不能跟我们用一套法,髒髒?《召唤法力》

所属栏目:宇宙知道 发布时间:2020-06-24

同性恋想结婚,不能跟我们用一套法,髒髒?《召唤法力》 

 

  社会上有越来越多民众的观念已经改变,不仅不再视同性恋为变态,更能开始设身处地为同志着想。中研院助研究员李瑞中教授,受伴侣盟委託进行的研究报告发现:2002 年至2012 年间,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台湾人转变观念,2002 年赞成同性恋合法结婚的民众仅有25%,而2012 年赞成同志婚姻者则达到53%,反对者也从55% 下降至37%。中研院社会所主持的2013 年「台湾社会基本变迁调查计画」则显示,「不同意」加上「非常不同意」的比例只佔30.1%,「同意」加上「非常同意」则有52.5%。

  由前面的数据可以发现,赞成婚姻平权早已是台湾的趋势,但由于反对同婚者获得了许多发声资源与机会,使得不论是谁执政,似乎都需要寻求折衷之道。此外,只要曾关注过同婚议题就会发现,在修/立法的倡议过程中,「专法」一直是如影随形的争议。大法官会议的748号释字后,因为政府的被动,使「专法」成为国会与社会中不得不处理的议题,这里将从人权、宪法和国际经验出发,讨论专法这个选项。

同性恋想结婚,不能跟我们用一套法,髒髒?《召唤法力》

  假友善专法:戳破「特别法」的虚伪话术

  同婚专法虽能满足部分同志族群的法律权益,但绝非婚姻平权的选项。同婚专法以表面上平等的方式隔离同志族群,抱持着「我把你当人看」的心态,施捨法律权益及尊严保障给同志,实则不将同志族群与异性恋族群一视同仁,而这意味着:你没有资格跟我适用相同的法律。同婚专法,将是对同志族群更深刻的打压,但倡议专法者却经常以「特别法与普通法」来包装同婚专法与《民法》之间的关係,进而营造同婚专法不算歧视的假象。

  普通法跟特别法的关係是针对相同的事物给予不同的规範,但是反对同婚的人打从心底觉得同婚跟异性婚本质不同,所以才会游说政府以专法取代修法。也就是说,反对者想像中的「同婚专法」,根本是为了规範与《民法》亲属编不同的事务而设,因此不符合普通法跟特别法的关係。再者,如果同婚法是特别法,那幺「特别法未规定者,适用普通法」,这表示在专法没有规定的範畴里,同性婚姻还是要适用《民法》亲属编的规定,然而这绝不会是鼓吹专法的人想要见到的情况,显见此专法与《民法》必然不会是特别法与普通法之关係。

  那同婚专法有可能是为了给予同性伴侣优惠性差别待遇吗?竟然要讨论到这件事,真的别闹了──事实上,倡议同婚专法的人,从未解释专法到底要给予同性恋者什幺特殊保障,因此根本不是为了弭平实质不平等而建立的法律制度;反之,支持同婚民法化、一般化的人们,也从未要求同性伴侣的权益保障应该「优于」异性婚姻。由此可见同婚没有「另立专法」、「赋予特殊保障」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此外,若把制度性保障定为「专法」,也是误解了专法的法律意义。

  为什幺这幺说呢?讨论到这个争议点,其实更暴露了鼓吹同婚专法的目的是隔离,跟《原住民族基本法》、《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的目的不一样。因为历史及社会结构因素,原住民大多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因此有了《原住民族基本法》来保障他们的权益;因为身体能力与大部分的人不一样,所以有了《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来保障他们的权益。这些根本不是「专法」,而目的是为了赋予弱势族群更多权益,弭平实质的不平等,透过法律制度给予特殊保障以达成实质平等。

  德国经验:同婚专法浪费更多社会资源

  事实上,同婚专法也会带来更多问题。因为同婚专法承认的「婚姻」,并非《民法》亲属编的婚姻,因此所有法律中跟配偶有关的权利义务,将必须逐条检讨是否适用在同婚专法所承认的「同婚」身上。

  在德国订立同婚专法(独立于《民法》的同性伴侣法)的时候,因为立法者对于什幺时候要让同性恋享有跟异性恋一样的权利、什幺时候不用,没有一定标準,使得条文结构非常複杂,还产生许多矛盾以及法律漏洞。法律有漏洞不能不修补,导致德国在二○○一年三读立法后,于二○○四年、二○○七年、二○○八年及二○一五年频繁地修法,耗费了更多社会资源。

  除此之外,因为同志一遇到法律差别待遇:「同婚专法的婚姻」和「民法的婚姻」,就会到法院据理力争,挂万漏一式的同婚专法,为德国司法系统带来许多困扰。德国从专法实施以来,相继在二○○九年处理了关于同性伴侣与婚姻在工作抚卹金权利之不平等、二○一○年关于同性伴侣与婚姻关係在继承及税法上之不平等、二○一二年关于同性伴侣与婚姻关係在公务人员薪资法上眷补费之不平等、二○一三年关于接续收养判决、二○一三年关于税法上同性伴侣与婚姻关係税制之不平等案件。

  因此,德国联邦宪法法官曾诚心建议过我国,不要迂迴绕道订立同性伴侣法──德国同性伴侣法是特定时空脉络下所妥协的保守产物,但后来实践的结果,证实与民事婚姻并无太大差别。如果要走德国老路,那就必须再次逐步且缓慢地在各个关联领域做法制调整。倘若社会已经成熟到一个阶段,民众对此议题已有共识,不论在政策上或是技术上,「一步到位」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同性恋想结婚,不能跟我们用一套法,髒髒?《召唤法力》

  大法官觉得专法可行吗?

  在748号大法官释宪后,赞同同性婚姻已成为一个定局,但大法官在该号释宪中最后提及:要用什幺样的方式来保障同志权益,立法院自己决定,可以修《民法》,也可以另订专章,更可以订定专法,一切都是「立法形成自由」。然而,专法真的会合宪吗?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专法存在的意义,必须要有特别的权利保护,但大法官在同号解释已表示,异性与同性婚姻本质「一样」,表示同性婚姻不需要法律特别保护。

  同样的道理当然也适用于所谓的「专章」,在现行《民法》婚姻专章中,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并没有不同,当然应该直接修改《民法》。总之,现在的战场就在立法院,若希望立法权依司法院所称的《宪法》第7条平等权意旨修法,就必须阻止「专法、婚姻专章」的出现,因为这不仅在立法上是毫无意义的,更可能增加未来台湾的社会成本,因此我们必须加倍监督国会,让婚姻平权被真正落实。

  政府不开工, 幸福盟的公投列车却已放行启动

  如果说,立专法在法理上并不可行,那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2018 年反对同性婚姻进入《民法》的「爱家公投」,以及其号称挟带的庞大民意支持呢?释宪之后、落日条款到期前,下一代幸福联盟以「你是否同意婚姻应限定为一男一女?」为提问,启动公投列车,意图将婚姻定义限缩在一男一女,认定同志若要取得亲密关係的保障,可透过「同性伴侣法」取而代之。然而,此举将可能造成「隔离却平等」的假象,把同志权益抛弃在等待婚姻的月台之上。

  事实上,早在宪法法庭前,幸福盟及其他反对同婚者就经常主打「婚姻家庭,全民决定」的口号,但这真的符合民主宪政的要求吗?让我们先直接讲结论:公投及其衍生的法律,与一般机关运作或人民活动相同,都必须是在宪法秩序底下运作的行为。公投不可牴触宪法,也不可违反代言宪法的大法官解释。幸福盟如此限缩婚姻概念的公投提案,可能有违《宪法》第7条的平等原则,还有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司法院释字第748号。

  婚姻家庭,全民决定?

  在利用全民公投处理同性婚姻这一问题上,除了二○一五年中爱尔兰透过公投使同性婚姻合法,还有在它的两年前,克罗埃西亚也透过全民公投的手段修宪,彻底地禁绝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机会。而二○一七年时,澳洲举办同性结婚合法化的「谘询性公投」,最后结果有近百分之六十一的民众投下了同意票,只是这些与台湾具有法律效果的「立法原则创制」的公投还是不太一样。若婚姻自由真为基本权,同性婚姻(基本权议题)怎幺能用投票的方式表决呢?

同性恋想结婚,不能跟我们用一套法,髒髒?《召唤法力》

  在爱尔兰决定以全民公投处理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时,同志情侣挨家挨户徵求自己邻居或其他无数陌生人的同意,这种荒诞的感觉所反映的正是全民公投的自相矛盾。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伴侣和亲属关係的认定,是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的,而「婚姻制度」恰巧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某个特定时期的文化产物。只要婚姻继续保有它的功能,而人们还需要它的存在,那幺为了维繫这项制度就必须透过複杂的权力机制──包括法律、教育、媒体等──来巩固其正当性。因此,婚姻制度的形式与内涵当然不可能一成不变,而「诉诸公投」决定婚姻在法律上的要件,也正好是「婚姻只是一种人造社会秩序」的明证。因此,婚姻自由作为一项权利,也是因应社会发展、变迁而来的,这点要先认识清楚。只要一个社会的发展并非固着、停滞,那幺就几乎不可能让所有人对所有事情都持完全相同的意见,因此需要宪法确认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以维繫社会的基本秩序。

  由此出发,在追求民主宪政的国家中,全民公投中有一个最明显的弊端,即少数人的权利和声音被忽略; 因此一个真正民主和多元的社会会反思「少数服从多数」所带来的危险,以确保少数群体的利益不会因为和多数人不同而被否决。

  公投无法自外于宪法秩序

  宪法是为了保障「所有人」而存在的法律,为了维持社会功能与公平,不管你分属主流文化或次文化、多数人或少数群体。这也是为什幺大部分国家的宪法总会有一章「基本权」,表列一个公民在特定国家中所享有的权利(如我国《宪法》第2章)。当某项权利被确认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那幺「投票表决」该权利之存否或实践方式就会有其危险,而宪法也需要随侍在侧地检视其过程及结果。理论上,透过公民投票创制或複决法律,目的是为了制衡「代议政治背叛人民初衷」的行为,进而让宪法秩序下所运作的权力或法律拥有高度民主正当性。既然公投及其衍生法律都必须在宪法秩序下发展,基于基本人权保障及权力分立等宪法要求, 公投及其衍生法律无法自外于宪法的运作底线。如果有一天走到释宪,为了维护人民权利等宪法基本价值,针对可能违宪的公投及其衍生法律,即时作成有拘束力的判断,也是宪法赋予司法者的任务。

  一旦实际审查「公投创制或修改的法律」,大法官不免面临一些挑战:公民投票背后的民主正当性,仅仅十五位大法官如何戮力推翻数以百万支持者的心声?要如何回应才不会陷入「少数推翻多数」的困境?仔细想想,公投的民主音量虽优于政府,但公投提出的政策品质可能是非常粗略的;这里并非反对一切形式的公投,而是回归公投议题的投票形式── 仅有「是」与「非」── 该如何透过此等票决,产出有品质且内涵多元的立法结果?因此,透过司法违宪审查的协调折冲,就有一定必要。

  公投提案大方坦承了「隔离但平等」

  前面已经讨论过,专法于法于理都显然站不住脚,但爱家公投的提案中却仍然希望透过「多数决」的方法处理:「婚姻应否限定为一男一女?」的问题,为同性伴侣打造另一种「类似婚姻(但不是婚姻)」的制度,表面看似平等(各自享有),实际却造成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间的永久隔离。这样的公投提案虽再三保证会让同性恋者享有「高度类似婚姻」的伴侣制度,却也强化了「同性伴侣不是(也不该是)婚姻」的想像,形同把婚姻当成异性恋特权。这样闭锁的想像,无疑是用特定的意识形态箝制他人的生活形塑,显然无视大法官释字所确认的婚姻自由平等保护。

同性恋想结婚,不能跟我们用一套法,髒髒?《召唤法力》

  回归司法院释字第748号的开放说法:重点应置于「婚姻的功能」,也就是纯粹为了能够执子之手,共同经营生活,所以才想与对方打造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结合关係。人类自古以来的基本需求,本就包含这样圆满关係的建立,所以人人不分性倾向都应享有进入「婚姻」的机会,这样才能真正达成大法官所说「婚姻自由之平等保护」。简单来说,若真从大法官对婚姻自由与平等权的释义来看,假如公投造成宪法中那些平等保障或权力制衡被恣意破毁,那幺这样的公投也将失其正当性,更有害台湾社会的民主秩序。

  通往幸福的婚姻列车,人人皆有权上车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拿来当「反对同性婚姻入法」神主牌的德国同性伴侣法,迟至二○一七年也跟随国际人权潮流走入历史。经过漫长岁月,许多德国同志终于如愿走入婚姻。

  在台湾,同性恋者长期受困于传统暗柜之中,无论在社会或媒体上都缺乏能见度,他们也因人口结构因素,长久皆处政治弱势,难以在选举中受到主流政治人物的青睐,并经由一般民主程序快速且有效地扭转劣势地位。好不容易等到司法院释字第748号的释宪结果──就历史经验与立法技术而言,若能一步到位,从婚姻的根本定义下手,就能避免在各个法制上不断微调的巨大政治与社会成本,让拥有同性伴侣的人们也能一同登上婚姻制度的列车,前往自我期盼的幸福人生。只是万万没想到,后来他们却必须面对公投可能带来「隔离但平等」的间接歧视;若结果再度遮掩了同志族群的权利,那最后仍需大法官出马了。

(本文为《召唤法力:法律白话文小学堂》 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召唤法力:法律白话文小学堂》

作者:法律白话文运动

出版:台湾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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